中国“天人合一”传统思想在传统建筑中的应用
以天坛、地坛为例

在中国文化中，“天”作为一个核心概念，其内涵表述以及由此引出的“天道”“天人合一”等一系列思想体系是中国哲学的主流价值所在。而“天人合一”此词，源自北宋儒者张载阐述《中庸》思想之于儒者，而谓：“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正蒙‧干称》）。

“天人合一”思想的起源，可最早可追溯至先秦。这是中国古有的世界观，其基本思想是人类的生理、伦理、政治等社会现象与自然有所对应。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学说，在之后被汉朝董仲舒引申为天人感应之说，程朱理学引申为天理之说（后文论及儒家之天人概念时，皆有叙述）。

先秦时道家，阐述天人关系：《老子》有谓‘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庄子‧在宥》有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与人道也，相去远矣，不可不察也。'，皆以阐述“自然无为”与“造作有为”之差异。

而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大转向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儒家学派学者董仲舒的叙述中，“天人合一”-–—他解释为“天人感应”，笔者认为几乎可以看作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一个潜在的表达-–—“天”被人格化，天被认为是一个有意志的，能够支配一切的“最高主宰”，为“百神之大君”。自然界的一切规律，以及人类的人事变化都是“天”所决定的。《春秋繁露‧为人者天》中说‘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即是此意。

程朱理学认为，如果无法收敛私欲的扩张，则偏离了天道，可能会迷失于世间。所以要修养、归返、存天理，灭人欲，以达致“仁”的最高境界；此时完全进入了理，即“天人合一”矣。这里我们可以很容易体会出从孔孟到程朱的儒生们把“天”崇高化的一种努力。

但同样是儒家的荀子却对天人关系做另解。他对于“天”的认识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强调了天道的客观性，认为天道不受任何人的影响。其二，反对对于“天”的盲目崇拜。可见荀子在此将天推向了更为客观的位置，天道本身就是自然而然的，这是天自然性的一面。

我们从百派各家的论述中，也不难窥测出，不同流派学者对于“天人合一”之概念的阐述也多有不同，道家，儒家但总体还是表达了一种朴素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自然思想。“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下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想境界。

然而也正是如前所述，因为中国古代思想于天人之际的相互关系，本有种种论述观念，后来往往皆以“天人合一”此词作为标举，而“天人合一”的概念，也会因话语者的思想个性与具体的语言环境而有不同程度的呈现。这也体现出中国古代“天”之概念的复杂性、含混性。

虽然中国自三代始便有 “天”的崇拜，但这种崇拜并未将“天”幻化成为创世的神明，中国并没有出现类似 “耶和华”或“安拉”等一神教的绝对神灵主宰。 “天”的神明属性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是杂存、隐含的; “天”在很大程度上是实在的宇宙与自然界，以朴素的物质自然性为主。“天”的主导性并非在于其创造了整个世界，而在于其主导着世界的变化规律。由自然之 “天”的视角，中国人在审视“天”的时候，除了对于自然的崇敬之外，更有着探索 自然与认识自然的诉求。

中国祭天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就有古文献记载，周天子冬至祭天于地上之圜丘，夏至祭地于泽中之方丘。祭祀礼仪、祭祀乐舞是表达对神的崇拜的具体表现，用不同礼仪和乐舞来表示对诸神的崇敬。这些名目繁多的形式反映了当时社会对自然界的认识水平，体现人对自然的敬畏，渴望天人和谐的精神，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维持正常秩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类祭祀活动的基础上，演化出了一套具有完备体系的中国坛庙建筑体系。

祭祀建筑，即坛庙建筑，产生于原始巫术的献祭仪式。殷商周宗法社会，人与自然的象征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精神交往，在原始巫术仪式上发展出一套完整的“礼制”，以此作为维系宗法制度的纽带。祭祀仪式就既是一种体现“君权神授”的政治手段，又是一种寓意“天人合一”的精神象征。中国古代坛庙建筑就是这些祭祀建筑的空间表达，也可称为“礼制建筑”。

祭祀建筑凝聚着中国传统的哲学理念，是建筑技巧和建筑思想的完美统一体。方位观念、阴阳观念、布局观念等无不完美的体现于北京祭坛建筑之中。而现存的北京祭坛建筑，主要可以追溯到明代，明成祖朱棣将其发祥地北京作为都城，进行了大规模的兴建，而在明朝新都城—北京的城市建设过程中还特别重视祭坛宗庙的规制与营建。明永乐十四年，朱棣决定迁都北京后，对北京城进行了大规模扩建，坛庙建设首当其冲。不逾一年，郊庙的建设便开始动工，等到永乐十八年，即北京天地坛完工的那一年，朱棣便迫不及待地将都城由南京迁到北京。“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

到嘉靖年间，嘉靖帝认为祭祀当中“天地合祭”不合古代礼制，恢复明太祖“天地分祭”的制度，又分别建造圜丘祭天，方泽祭地，朝日坛、夕月坛祭祀日月。经过嘉靖朝对坛庙祭祀制度的系列改革，形成了左祖右社、四郊分祀、先农、祈谷并举的新格局，从而奠定了北京祭坛格局的基础。清军大举入关后，沿袭明制，仍将嘉靖朝的坛庙制度引为成法遵行。顺、康、雍三朝积极致力于各种礼制的建设，对各个祭坛都进行了认真的修缮和维护，并不断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祭祀制度的建设，特别是清代的所有皇帝都表现了对祭祀活动的无比虔诚。

明清时期的北京祭坛处于中国古代祭坛文化集大成的地位，其建筑哲理、建筑形式都是古代祭坛中最完备、最精致的，代表了中国古代建筑文化和建筑艺术的最高水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天坛、地坛等。这些祭坛建筑虽“各司其职”。但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意蕴。

“天人合一”思想在我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并在我国传统的天人关系论中居于主流的地位，其对中国古代的哲学、文学、历史学以及包括建筑学在内的科学技术都有深远影响。包括天、地两坛的明清北京祭坛建筑群的营建就是能工巧匠们综合了这些诸多因素，以“天人合一”为指导思想运用神来之笔规划，并一砖一瓦营造出来的。

天坛位于北京城内崇文区永定门内大街东侧，总面积 273 万平方米。比紫禁城还大。天坛外有两重垣墙，南方北圆象征“天圆地方”，形成了内外坛，即圜丘坛和祈谷坛两部分。圜丘外有外方内圆两重矮墙。主要建筑有祈年殿、圜丘、斋宫、皇穹宇、神乐署和牺牲所等，皆是古代建筑中的经典之作。明清北京天坛是明清两代帝王祭天祁谷的地方，祭天是各种祭祀中最为统治者重视，最重要的仪式之一。因此，对天坛的修葺是规模为宏大、细致，也是在设计施工中用工多的。

古代中国人把天直观地看作是一个笼罩在地面上的盖子，并提出了“天员如张盖，地方如棋局”的宇宙结构学说，殷末周初的宇宙观中有“盖天”之说，因即说天像张开的雨伞那样是圆的，地像棋盘那样是方的。这种“天圆地方”的观念反映了古人对天地自然的最早、最感性的理解，这一理念被一直传承下来，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祭祀建筑。天坛是“天圆地方”观念的形象表现形式，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祭天建筑群，它的“象天”思想，非常明显的体现在圆与方的运用上。圜丘、皇穹宇皆是圆型构造，以象天形;圜丘四周矮墙、皇穹宇、祈年殿的屋顶都用蓝色琉璃，以象天色;圆形之外又使用方形围墙，以象地方。地坛同样有与天圆地方相合的设计。

从董仲舒倡导“天人感应”以来，阴阳学说便是“天人合一”思想的一块重要基石。而阴阳观念之阐述，首推《周易》。《周易》之全部卦爻符号体系，是数之象征、数的“理想国”与数之“宇宙秩序”。中国古人认为阳尊阴卑，以阳为贵。天坛的建造依照古人“阴阳”理论，选址上按古人“阳中之阳”的观念，将坛址定在都城的东南方位，以合东南阳天的说法。中国古代有“九重天”之说，因此，建筑构造“九”数的重复出现，意在象征寰宇之“九重”，他们认为皇天上帝居住在九天之上，为了表示上天的崇高和展现祭天建筑的纯阳性而且在祭天建筑的建造格式采用九或九的倍数进行设计。圜丘建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圜丘坛共有三层，每层四面各有九级台阶，每层皆以汉白玉栏板环绕，汉白玉栏板的数目均为九或九的倍数：上层三十二、中层七十二、下层一百零八。另外，坛台各层铺有扇面形石板，其数目亦为九或九的倍数。上层的中心为天心石(也称太极石)，以天心石为中心向外扩散，第一环为九块，外层依次以九的倍数增加，直至第九环的八十一块；中层则从第十环的九十块至十八环的一百六十二块；下层从十九环的一百七十一块至二十七环的二百四十三块。同时，坛台的上层直径为九丈(取一九)，中层直径为十五丈(取三五)，下层直径为二十一丈 (取三七)，共合四十五丈（取五九）象征九五至尊，天与皇权的神圣不可侵犯。

《周易·说卦》中有云“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乾，阳物也，坤，阴物也。”古人依据这一段话，提出先天八卦论，按照先天八卦方位，乾为天在正南，坤为地在正北，离为日在正东方，坎为月在正西方。古人认为，先天八卦方位即是天地日月的本来方位。古人为了将天坛、地坛与先天八卦方位对应起来，于是就按照先天八卦方位将天坛建在北京古内城的南方，将地坛建在北方。而四坛（还有日、月两坛）中间就是皇帝的都城，中国古代的阴阳理论以南为阳，以北为阴，以东为阳，以西为阴，且有着浓重的贵阳尚中观念。故有了南天坛，北地坛，东为日，西为月，中社稷的祭坛格局。在祭祀仪礼方面就体现为祭天重于祭地，祭日优于祭月。阴阳五行对中国建筑的影响很大，在阴阳五行的运用中等级划分得到了十分严格的遵从和执行，我们可以从下面的例子中略见一斑：在门的朝向上，古代的宫式建筑大都坐北朝南，以南向为正，故宫、天坛、社稷坛、先农坛、都是坐北朝南。唯有地坛坐南朝北，以北为正。周易载：“天为乾，为阳；地为坤，为阴”历代帝王都是把祭天场所建在南部，以南为正，把祭地场所设在北方，以北为王。

风水堪舆也同样在天地两坛的构建中起到重要作用。风水，以天、地、人“三才”为核心，以阴阳五行思想及八卦说为哲学支撑，以“理”、“数”、“气”、“形”等为理论框架，以占天卜地为主要手段，演绎出关于建筑选址中方位、色彩、数字等的全面理论，风水术在祭坛的选址过程中的大量运用，使我们从建筑中可以理解到其天、地、人三才的核心指导思想。中国古代有“东西南北中”之方位说，即将大地之形划分为彼此相连的五个方位，也是《周易》八卦方位观在整个中国地理文化中的反映。儒家“以南为阳，左为上”，所谓“左，阳道;右，阴道”也，于是南阳、北阴、东阳、西阴。天坛其性为阳，地位在上，故天坛建于原北京城区的南郊偏东的左方；地坛其性属阴，地位在下，故地坛另建于北京城区的北郊。

地坛位于东城区安定门外，又称方泽坛，是明、清两代祭祀地祗神的地方。明嘉靖九年建，现为地坛公园。清初的皇帝也都注重对地坛的维修，但大规模的修葺是在乾隆时期。方泽坛是地坛的主体建筑之一，为二成建筑，取“方而下以象地”之意。乾隆十年对方泽坛进行改建。清朝将明时坛面原有的黄色琉璃砖换成艾叶青石铺漫，漫石上面凿孔以便搭置幌次，后加高坛内东北角的望灯杆。

如前文所述，天圆地方”的观念同样影响到了地坛的构建。地坛即是以象征大地的正方形为母题而重复运用：地坛的主祭祀建筑方泽坛，地坛的平面设计均为方形，其内外坛垣，各殿区的坛墙，方泽坛的坛台和泽渠以及大门均为方形，与天坛以圆为主相和，应“天圆地方”之意。从地坛平面构成到墙圈、拜台的建造，一系列大小平方立面上不同方向的正方形反复不断出现，与天坛以象征苍天的圆形为母题而不断重复构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些重复的方形，不仅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由于“方正”价值的凸显，矩阵符号被赋予道德含义），而且还创造了构图上平稳、协调、安定的形象。

方泽坛又称拜坛，是地坛的主体建筑，皇帝祭祀皇地祗于此，始建于明嘉靖九年，坐北朝南，坛二成。古代哲学认为偶数数字为“阴数”，表示地为阴性，故方泽坛上成方六丈，二成方十丈六尺，两成方数都带六、八阴数，是与天坛用奇数(阳数)九相对应。《清史稿》记载说: 方泽坛周围环绕有水渠，“周四十九丈四尺四寸，深八尺六寸，宽六尺”。方泽坛外有两重围墙，方二十七丈二尺，高六尺，厚二尺，有三个正北门，门前立有石柱六根。东、西、南三面各开一门，门前各立石柱二根。北门外西北有痊坎一个。外塘方四十二丈，高八尺，厚二尺四寸，四面各辟白石棂星门一座，也是以北门为正门。

乾隆十年对方泽坛进行改建时，“改筑方泽漫石，坛面制视圜丘。上成石循前用六六阴数，纵横各六，为三十六。其外四正四隅，均以八八积成，纵横各二十四。二成倍上成，八方八八之数，半径各八，为六八阴数，与地祸义符。”地坛坛墁及石阶级数均为偶数六、八的倍数，如上层坛中心是用 36 块 106 公分建方的青石铺墁而成的每边为八块的正方形，上下两层坛台的级数为八级。取偶数符合“坤卦”地属阴的阴阳学说。

此外地坛的构造对堪舆其他方面也多有研究，前文讲述堪舆用于天坛构建时已经多有涉及，故不赘述。

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和建筑布局深受“象天法地”思想的影响。远古时代的黄帝就对自然界怀着敬畏的心理，把天地当作效法的对象，开创了中国古老的顺应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协调一致的传统。渊源于黄帝时代的“天人合一”世界观，表现在建筑方面，就是所谓“象天立宫”，“象天法地”，即是建筑布局体象天地，模拟天上的星宿结构。这种观念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吴越两国就相当盛行。据《吴越春秋》记载，吴国大夫伍子胥和越国大夫范蠡，在修建都城时，都把“象天法地”作为城市规划的基本原则。中国传统的建筑，更是讲究天圆地方。明清时期在北京修建各大祭坛建筑就是典型的代表。

中国人在进行建筑选址和规划时都会用到占天卜地的风水术，祭坛的选址也不例外。天空中的三垣与人类社会是一一对应的。上垣太微垣是政府所在地，是天帝布政的地方，下垣天市垣是天帝聚众贸易之所，主权衡，主聚众；而中垣则是天皇天地的帝宫，天坛就是人间建筑对紫微垣或是紫微宫的再现。天坛外垣为天空中宫藩界，天坛内垣则为紫宫藩界。内外垣之间的牺牲所，位于圜丘西南，对应的就是上文中所说的“少弼之左，天厨六星”。

祈谷坛由原祭祀天地的大祀殿改造而成，格局也基本上选用紫微垣星象，祈年殿所在位置即天皇大地星，与圜丘坛是一致的，坛顶正中的天心石是天皇大地星的精准坐标。外围面砖九重，自一九递加知九九，表示九天至尊，圜丘三重，圜丘南隅望灯杆三座，祭坛建筑中数字三的重复使用：如三重檐，三门，三出陛等，是《汉书》三天阶的说法的具体运用。

与圜丘坛不同，祈年殿前筑有高高的甬道，象征着紫微垣的另一端“阁道”星。甬道下供人穿行的通道就是阁道星下的“附路”星。

天坛西天门的斋宫是皇帝祭天前斋戒的地方，以往人们认为它是太子宫的属性，实际上就方位而言，它属于紫微垣内五帝内座星。斋宫大殿，随事房均采用五开间，以应五星之数。

天、地祭坛建筑中还有与四时节气星象均相关的建筑-–—天坛祈年殿。祈年殿中间 4 根“龙井柱”，象征着一年的春夏秋冬四季；中层十二根大柱比龙井柱略细，名为金柱，象征一年的十二个月；外层十二根柱子叫檐柱，象征一天的十二个时辰。中外两层柱子共二十四根，象征二十四节气

统观天、地坛建筑的结构布局，我们发现，“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在包括天、地两坛明清祭坛建筑内有着多层面的体现。从南天坛，北地坛，东日坛，西月坛，中社稷的祭坛格局到“南方北圆”以象征天圆地方的天坛坛墙设计；从圜丘坛上以大阳数九的倍数排列的艾叶青石，地坛为八的台阶设置，到“天心石”的“上天垂象，亿兆景从”的天人感应解释；从祈年殿殿内与四时节气星宿相对应的立柱，皇穹宇大殿前象征天地人的三才石，到祈年殿屋顶上象征着天的蓝色琉璃瓦，各界人士的社会理想、宇宙观、审美观、人格价值等精神文化气息在祭坛中得以体现，并借以祭祀活动希翼能得以实现。所以说，中国祭坛建筑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物质建筑，而且是蕴含着许多需要我们用更多、更深入的思考去探寻蕴藏在这一物质性建构大系统和整体内的大气磅礴的实用精神与哲学内涵。包括天、地两坛的明清北京祭坛是现今保存下来的大完整的祭祀建筑群，承载着中国传统的哲学宇宙观和深厚的文化内涵，祭坛以其形，色，数，声等多方面的建筑空间语言，为我们书写出了一份立体的中国传统哲学宇宙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