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托克维尔视角观察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初期史

在托克维尔的语境下的“民主”，在笔者看来，与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大不相同，实际上是指一种社会状况而非纯粹的制度，即“民主是社会各方面走向平等的趋势的同义语”（拉斯基语）。而同时，他以惊人的洞察力，贵族制的必然死亡与民主制的必然胜利：“在民主已经成长得如此强大，而其敌对者已经如此软弱的今天，民主岂能止步不前！”

但这并不意味着托克维尔是一个真正的民主派。他之所以关注民主，并不是因为有多热爱民主，而是因为作为一种平等化的进程，民主是大势所趋。一方面，民主没有激进派所歌颂的那些崇高和伟大；另一方面，民主也不像保守派担心的那样，必然意味着动荡和暴民政治。一方面，民主消灭了世袭的君主与贵族，却又拿出了一个远比之前一切君主、一切特权拥有者还要可怕的权威：多数人的威权。君主只能压制少数人的肉体，多数人的威权却能同时压制人的灵魂-–—即使在美国，良好的法制、虔诚的宗教信仰、乡镇自由的政治实践和陪审团制度的政治教化，也并没有完全杜绝多数人威权带来的对少数派的精神私刑。和行动上的威权不同，这种舆论上和民情上的威权，并不一定体现为有形的暴力，却可能比有形的暴力还强大。这种多数人的威权会让少数派陷入沉默，让人民一步步让渡出自己的天赋权利，最终在一个独夫的专制下“享受”平等；然而另一方面，民主也可以在尊重自由、信仰和财产的基础上构建一个“虽然没有光辉和诗意”，但是有秩序和道德的新社会：“民主国家只要愿意干，还是能建成高尚而繁荣的社会的。”换言之，摆在民主国家面前有两条路：民主的暴政与民主的自由。那么，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又走向了哪条道路呢？

众所周知，第三共和国是在第二帝国在普法战争的失败而突然崩溃的时候建立的，然后它建立之后第一件事就是镇压巴黎公社，所以对共和国来说，它一开始就处于一种政治上如履薄冰的地位。因而共和国的执政者不得不采取一种中立的“骑墙”策略：譬如梯也尔的“保守共和国”与温和共和派长达二十年的执政期。这种妥协性集中体现在 1875 年宪法中：共和国体制被一票多数通过，是名副其实的“从窗缝中潜入的共和国”；宪法规定的权力分配是一种总统制与议会制的奇怪混合物。而从托克维尔的视角来看，第三共和国也远称不上理想：梯也尔执政期间，又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限制经选举产生的市议会的权力，与托氏的行政分权主张背道而驰（值得欣慰的是，温和共和派掌权之后，又部分地恢复了地方自治）；新闻出版限制、集会限制、结社限制大大放宽，但政治结社与宗教团体仍受到严格限制；政府削弱天主教的影响力，但只是设法利用和控制教会，政教并未完全分离。但总体来说，共和国时期的政治环境与之前相比还差强人意-–—至少它通过君主制与共和制的妥协，长久地提供了一个稳定的被多数人接受的秩序，并在日后的发展中走向了真正的共和体制。这种走向共和的办法是一种循序渐进的对民情潜移默化地培养。这种对民情的培育，是不论多少次大革命都做不到的-–—作为美国民主基础的人民主权原则也并不是独立战争一声炮响带来的， 而是从新英格兰殖民地建立之初就已经确定下来的。民情，只有在政治实践中才能得到锻炼与成长。

托克维尔在晚年见证了路易·波拿巴经全民公投登基的全过程。而提到这位皇帝我们又不难想起他在分别在斯特拉斯堡和布洛涅发动的那两次荒唐的失败兵变。我们也不难从他身上嗅出民粹主义的气息：他似乎代表了所有阶级，其实不代表任何阶级，只是民众盲目的民族热情的具象化身。而 1887~1889 年间的布朗热运动中心的布朗热和拿破仑三世又是何其相似：二人都至少是表面上的进步派，因而受到一般舆论的赞许：布朗热进行了军队的改革以捞取政治资本；路易则一直在鼓吹他的“进步主义”；讽刺的是，二者又被保守派视为通往复辟之路的趁手工具；二人也都是民族主义者：布朗热坚持主张对德复仇；路易则一直欲图恢复帝国的荣光。但拿破仑三世成功登上帝位，布朗热却逃亡比利时。这固然有二人性格差异的问题所在，但不要忘了，拿破仑三世曾有多次政变失败的经历最终还是加冕为帝；布朗热逃亡之后支持者便作鸟兽散，从此一蹶不振-–—民众对于一个政治强人的渴望与幻想似乎已经消失了大半，连民族主义也很难再煽动他们了。笔者不得不想到托克维尔对民主国家民情与革命所做的预言：民情将随着身份平等而日趋温和-–—地位的近乎平等，思想与感情的大致相似，让“每个人都可立即判断出其他一切人的所想所感……使他在同类受苦时也觉得自己深受其苦”。温和的民情与中产阶级参与构成社会主体，让民主国家的人民几乎本能的厌恶革命。而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革命的钟摆也再第三共和国时终于耗尽了动能，停了下来。也正因为如此，在面对诸如布朗热运动这样的民族主义煽动与 5 月 16 日危机这样总统制与议会制发生尖锐矛盾，保守派与共和派剑拔弩张，政变几乎一触即发的时候，人民也没有选择暴动与革命，共和派通过合法的途径化解了危机，并确立了共和国的体制。这在之前的法兰西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说经过从大革命开始的种种政治实践，法兰西人民的民情确实有了长足的进步，就总体而言更像是生活在民主国家的公民，而不是空有政治狂热的暴徒了。

托克维尔在下卷论述了实业可以通过“一条迂回的道路”，使人重新回到贵族社会。首先，工业生产造成工人劳动的专门化，而这种专门化，又会导致工人精神的退化：“……随着他作为一个工人在技术上的进步，他作为一个人在本质上却在日益下降。”这里我们不难联想到马克思对于异化劳动的批判，两位智者的洞见何其相似乃尔！其次，实业经济的发展吸引着最有钱与最有知识的人去经营各个工业部门，在事实上“不断贬低公认的同时，抬高了老板阶级”。长此以往，资本家与工人将“毫无共同之处，并且每天都在加大差距”。这无疑就是阶级的对立，或者按照托克维尔的说法，就是身份的永久不平等再次出现，新的贵族制度诞生。而且与旧贵族相比，由于自由工人的流动性，实业贵族们也绝不会担负起对工人的救济义务，“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严酷的贵族”，因为与传统贵族相比，他们连主人与仆人之间相互扶持的脉脉温情也不会有，剩下的只有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而在温和共和派执政的 19 世纪九十年代，我们也不难观察到托克维尔所预言的实业贵族们与工人之间的分化与对立。这种对立很容易走向极端化，最终撕裂处于中间的温和派-–—德雷福斯案件之后温和共和派的分裂便是如此。我不禁有了一个疑问：如果身份的平等趋向确实是不能阻挡的大潮流，这样巨大的阶级鸿沟又是怎么会产生的呢？试观今日之美利坚，曾被托克维尔称之为“财富平等”、“学识平等”的国家，左与右的分裂是何其之大！实业贵族们似乎在向我们暗示，身份的平等也是有极限的，当超过这个极限的时候，甚至还会出现逆流。

诚如马克思所说，“自由确实是人所固有的东西……各种自由是向来存在的，不过是有时表现为特权，有时表现为一般权力而已”。无独有偶，托克维尔也有类似的表述：“自由曾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在各种不同的时代，出现于人们的面前。它并不是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情况下才能产生，在民主国家以外的地方也会出现。”自由与民主并不共生，故而有民主的暴政和民主的自由之区别。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就总体而言，虽然发生过几次危机，但还是行走在民主的自由之路上。革命的动能终于耗尽，人民学会了在体制下应用自己的权利，表达自己的诉求而不是诉诸革命。复辟成为空想，共和国彻底确立并且地位难以动摇。旧制度最后的水渍-–—旧式贵族也在共和制的太阳下被彻底晒干。不过阴影也在暗中隐隐约约浮现出来：托克维尔所预言的实业贵族与工人之间的对立愈发严重，贵族制的幽灵似乎要从实业贵族的门缝中溜进来。

托克维尔相信民主大潮不可阻挡，这几乎是一种宿命论的论调。然而我们都知道，他其实是一个最为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几乎是先验地把自由视为人的价值所在。他坚信着自由意志的存在：“上帝是在每个人的周围画了一个他不可能跃出的命运所注定的圈子，但是人在这个广泛的圈子内还是强大的和自由的。一个国家与民族也是如此。”法兰西民族以大革命为肇始，苦苦求索，最终在第三共和国同时获得了民主、秩序与自由。而中国今天所遇到的困境，与当年的法兰西相去亦不远矣。我们的平等是“导致奴役还是自由，导致文明还是野蛮”，也就全靠我们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