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法国大革命

（对索布尔史观的批判，对 18 世纪宫廷贵族成分的分析，国王与贵族的两难窘境，启蒙社会）

僧侣到底是不是上层阶级？：索布尔选择性的忽略了教会征税招来的普遍的敌视或忌妒，也没有提到教士在运动中的活跃，只讲述了下层僧侣的里歇主义（下层僧侣对教会高层的反启蒙对运动），是民粹派的历史解读。

“金融”世界：“‘金融‘与企业及银行毫无关系”“这种享有特权的，封闭的资本主义是靠管理一个农业王国的财政而生存的”，即国家财政，是熊彼特类型的企业资本主义的反面。“金融并非纯然是一个‘资产阶级‘的世界：恰好相反在 18 世纪，金融是从平民上升到贵族所要逾越的命运之界的显赫界桩。“金融大官僚卖官鬻爵或为谋取各种名目国家年金而做的投资占了压倒性地位。而“这是财富与地位的象征，而非财富的现实。”

旧制度时代的一个基本事实：“社会的特殊敏感点其实就是位于被称为上层资产阶级和上层贵族之间的过渡地段……在这样一个等级社会里，从小贵族爬到大贵族地位，的确比通过聚敛巨额平民财富和进国家部门担任要职而脱离平民身份、最终跻身贵族名门之林要难的多。”索布尔无识并掩盖了这一事实，而作者看来，“这个事实乃是 18 世纪王国领导阶级危机的根源”。18 世纪社会政治危机的关键答案并非贵族阶级的自我封闭与资产阶级为敌，而是相反，“在于贵族本身的开放，放得太宽则危及等级自身内部的凝聚力，放得太窄则不利于时代的繁荣。法国历史的两大遗产，即等级社会和专制主义，已经陷入没有退路的冲突。”

马克思关于法兰西旧制度及法兰西通史的一个主要观点：旧制度国家较贵族和资产阶级拥有相对的独立性。这也是托克维尔的观点的基本概念。而索布尔却无意中抛弃了这个观点（索布尔是马克思主义法国史学家）。

避免简单化的历史学二元论：简单地将社会分成两个相互斗争的阶级，将人分为两个稠密而一致的人群：革命的人群和反动的人群。因为社会关系并没有泾渭分明的二元论那么简单。

法国君主制几百年来一直在与金钱一起促成等级社会的解体：在社会层面，它特别是通过卖官鬻爵，创造出了新贵族；在文化层面，提出了一种不同贵族的个人荣誉至上的价值体系：祖国与国家。从这两层面，君主制逐渐破坏了等级之间的纵向关系，在提高部分平民的个人价值的同时，使整个贵族阶级本身的价值下落。“概言之，由于君主制国家是社会晋级升迁的分配者，它本身也成了金钱诱惑力的的中心，但它在保留等级社会遗产的同时，也开创了一个·平行的、与前者格格不入的社会结构：一群精英，一个领导阶层。法兰西国王…… 更是凡尔赛宫那些官署的头号大老板。”

18 世纪的领导层贵族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世袭大贵族，这个阶层无论从其形成条件或官职地位来看，都是由很不一致的人集合而成的。即所谓“宫廷贵族”。

18 世纪的“反动贵族”其实是政治上居领导地位的贵族（而他们也并非都是出身高贵的大贵族，贵族身份只是在大革命期间被竖起来做人民斗争的靶子而已）。而这种于金钱财富同流合污的国家当局，也受到旧式贵族的攻击。

卖官鬻爵使资产阶级精英上升为贵族这条渠道”在 18 世纪变得太僵硬，难以满足日益加大的需求，但它同时又太柔软、太容易被金钱买通了，不值得去捍卫它。“

法国“绝对的”君主制（中央政权战胜了领主和地方社群的传统权力）其实在现代意义上并不绝对，而是君主与贵族的交易与妥协（其中既有意识形态的原因，也有税收方面的原因）的产物，“所谓‘绝对的'的君主制，其实是介于建设一个现代国家和维持封建时代承传的社会组织原则这两者之间的一个不稳定的妥协方案。用韦伯的术语来说，这是一个混杂了承袭性、传统性和官僚体制的制度，它在社会内部不断地编织处一种颠覆下来的辩证法。”

18 世纪的相对繁荣：部分得益于经济的增长，更多归功于国家的现代化（总督权责全面到位，压倒传统权威，一手遮天掌管一切）“18 世纪的君主制国家远不是反动的或被私利束缚住的国家体制，而是变革乃至普遍进步的伟大原动力之一”。

”绝对的“君主制的二律背反：路易十四组建的制度虽然使国家达到繁盛，但让继任者无法找到合法性的原则来重新统一社会上的各个领导阶级。国家“同时又摆脱不了上个世纪制订的社会妥协方案，它越要通过行动去彻底摧毁等级社会，反而被迫更尊重它。”君主制使许多贵族异化为无实权的有闲阶级，却没能就此建立统一的领导阶级-–—国王提不出合适的政策与制度，使国家与领导阶层结为一体。

而贵族也提不出解决方案-–—贵族面对国家现代化的三种姿态：

• 波兰式-–—没有希望的复古之梦；
• 普鲁士式-–—必有寡头政治过甚之嫌；
• 英国式-–—历代国王从未有系统地考察过。（P166）

国王与贵族都提不出合适的政策和制度，“这就是法国 18 世纪基本危机之所在”-–—国王在专制主义和妥协之间摇摆，“受等级制和社会流动这两种对立方式的制约，整天忍让这个集团，迁就那个集团”；贵族们只好以一种社会身份敌视国家；而国家精英从不同心同德站到一起支持什么拥护什么，“其实他们是骑在专制主义脖子上解决他们自己的内部冲突”，旧制度在革命之前就已然死去。

革命的两个特征：

1. 摇摇欲坠的政权的脆弱与孤立（旧制度的二律背反）；
2. 史诗般地重新发明革命史（国家精英的“被大贵族化”）。

“启蒙社会”的形成与特点：城市的贵族与有教养的资产阶级文化生活高度重合，“启蒙社会”就在有教养的社会内部通过城市，慢慢编织而成，很大程度上弥漫着贵族气息，但也对平民的天才和金钱敞开大门。本质上还是一个经营社会（P170）。这个社会“不知不觉地领导了精英界和价值的一场深层改组”。

索布尔（怎么回到他了）对“启蒙社会”的横向连带性认识不足，陷入历史简单化的误区，也没有意识到“在法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特权和自由之间存在着某种辨证关系”。

史学家在研究对象面前不免要有一些存在论的和政治性的前提-–—但没有必要去讨论这些，如果执意如此，就应当尝试理解历史学家假设与前提（史学家的经验与偏见在作品中借以开辟路径的那些知识中介），而“马佐利克的前提……旨在借助一种被败坏了的马克思主义，并按一种不言自明的价值尺度来使 1789 至 1794 年的革命意识形态内在化；在这种价值尺度里，民众参与事件的程度被用来作为历史学家的圣餐和希望的基准点”，民众参与事件的程度被无限拔高；而作者的前提是“革命事件本质上乃是意识形态‘负荷'极大的事件”（P173）“任何革命在精神中都是一种震撼性的断裂……同时也是对过去的了不起的重新审查。”

历史学家的第一职责：“去除捆绑着大事件及其行动者和继承者的奠基式目的论幻象”，尽可能摆脱目的论的幽灵，做到理性客观中立。

对“资产阶级革命”概念的批判：革命前的种种经济状况、社会现象、政治与意识形态与革命本身全都被套进这个概念之中得到阐释（P174）这种看法使得“革命不仅被视为前和后之间的基本断裂”，还被同时当作“决定性因素”与“奠基性因素”。这种看法是将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简化为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这种简化就是马佐利克政治性质上的“意识形态奶妈”。

但无论是从生产方式还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解释大革命，一则与其短周期不相符，二则与大革命的年代分期不相符（P175）。